2017.11.18   星期六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热点关注  
新闻大事
心协新闻
世说心语





 
心协新闻
 

精神病患者权益保护难在哪儿
日期:2013-08-04  作者:潘燕平  浏览量:5679 

        近年来,精神卫生问题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突出的社会问题。如何维护精神疾病患者的权益?当保护患者的隐私权与其他人的生命安全发生冲突时,精神科医师该何去何从?在复杂的利益冲突中,如何坚持正确的医师职业伦理指引?

        6月22~23日,全国精神病学伦理和法律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举办,来自我国精神病学、伦理学和法学等领域的众多知名学者,针对精神病学临床与科研中的伦理与法律困境进行了深入探讨。

        是患者同意,还是家庭同意

        中南大学精神卫生所研究所所长李凌江表示,精神科医师比其他行业更需要有一套自己的职业伦理规范,比如如何充分尊重精神疾病患者的知情权、同意权、自主权和隐私权等。知情同意原则作为生命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规范,日益受到学术界人士和临床医生的重视。然而在精神医学领域,这一原则的应用却存在严重的泛华现象。例如,医生在某些隐性症状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治疗过程,或在某些抑郁症患者不符合出院条件却强行要求出院的情况下,把认可患者本人作出拒绝治疗或出院的决定,理解为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结果却延误了疾病的治疗时机。我们曾做过一项有关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家属、医生对知情同意态度的调查。结果显示,“签一份接受医疗服务的知情同意书的目的”这个问题上,67%的家属、59%的患者、90%的医生选择了“既保护医生又保护患者”,而很少有人认为签知情同意书的本意是为了保护患者。

        北京大学卫生法研究中心主任孙东东说:对于自知力缺损的重型精神障碍患者,他们否认自己罹患精神障碍,对医务人员的告知不可能接受;对就诊行为的性质、后果也不可能有完整的意思表达,属于无或限制就诊行为能力的人。依照我国的《精神卫生法》,这类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应当由其监护人代为行使,其就诊行为也需监护人协助。针对精神障碍这一特殊群体,医生在诊疗工作中需要厘清概念、辨明法理,才能真正实现精神医学临床诊疗工作的法制化。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副教授朱伟说:源于西方的知情同意原则自引入中国以来,就遭遇到了能否本土化的质疑。因为在中国,一般由家庭共同参与或代替病人决策。在临床知情同意的具体操作中,病人家属的知情同意也往往占主导地位,而病人的决定和意见却处于从属或次要地位。如临床中需要对患者进行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试验性临床医疗时,医生一般都首先向病人家属交代。即便要告知患者本人,大多数医生也会认为,比较妥当的方法是由家人告知。这是中国的文化背景。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以及医疗市场化的今天,医生、家庭和病人的利益并非如30年前那么一致,家庭同意在某些情况对病人、受试者来说可能是灾难性的。所以,我认为对个人决定和自由的尊重,是任何时候都要优先考虑的。但如果个人决定和选择对自身有显而易见的伤害,或妨碍和伤害了他人的利益,那么适当的干预也是必要的。

       是医学判断,还是价值判断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邱仁宗说:精神疾病和躯体疾病不同,价值观年的影响很大,容易成为贴在病人身上的一种“标签”。精神障碍成为完全相当于价值和文化的概念,而没有科学内容,致使它可能会无限制地被用于社会控制的目的。最早弗洛伊德的精神动力理论就认为精神疾病是内在驱动冲突的产物,症状与诊断无关。实际上,说某人患有精神疾病既要有价值要素,即偏离正常的标准,也要有事实要素。最近的遗传学和脑扫描研究就发现,焦虑性障碍和心境障碍的杏仁核都有异常反应,精神分裂症和外伤性应激障碍的前额叶皮质都有异常反应。美国麻省总医院对患有自闭症、多动症、躁郁症、重性抑郁以及精神分裂症的33000名病人做DNA序列测定,发现在4个染色体部位都有基因变异。最近几年精神病学的发展,已使它越来越接近医学和生命科学。随着遗传学等相关科学技术的进展,我相信最终能够找到精神病的病因,从而使得精神病学家作出科学的疾病分类,以及准确的精神病诊断和治疗。

        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翟晓梅说:精神障碍的诊断到底是个医学判断还是价值判断?精神上的正常与异常到底有没有客观上的金标准?精神障碍疾病诊断的复杂性还在于其意义上的不同,它往往意味着患者被贴上标签或污名化,患者称为危险分子,是家庭及社会的负担。一方面,由于社会意识、精神医学发展的局限性造成一些误诊,对此,连精神科医师也常常难以意识到;另一方面,也存在在家庭、社会、政治压力下作出的有损病人利益的错误诊断,以及为设法免除刑事责任故意作出“有利于病人利益”的诊断。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唐宏宇说:医学永远都是有局限性的,而人类对健康的追求没有上限。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只有尽可能地与患者站在一起,真心实意帮他们解决问题,医学才能得到发展。精神疾病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如果丢失了哲学与人文的考量,精神科医师就会沦为工匠。在保护精神疾病患者权益方面,伦理意识的培育更重要。医生内心对患者的尊重,每个人内心对他人的尊重,要比法律的力量大。

 为患者保密,还是防他人被害

        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陈志华说:以为患者多次跟精神科医师提到,他准备找机会将以为同事“干掉”。这时,医生是否应当将这种情况报告公安部门?是否要通知病人的这位同事呢?这样的伦理困境是精神科医师常常遇到的。这方面,美国有一个著名的案例。一名男子在就诊时向精神科医师坦言他要杀害一名叫做Tarasoff的女性。该医生为保护患者的隐私权,没有将这一情况向患者家属以及警方报告,但他设法将患者送进精神病院并进行住院治疗,最终没能成功。无疑,生命权高于一切,包括隐私权在内。那么在中国目前的法制环境下,这是否提示着治疗者的义务除了救助患者,还应当对潜在的受害者发出警示、提供保护呢?其实,不光精神科医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一位梅毒患者怀孕了,来医生这里来接受阻断治疗,却要求医生不要将病情告诉她的丈夫。医生该怎么办?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邱仁宗说:这个问题反映出一个典型的伦理学问题:为患者保密,还是防他人被杀?医生左右为难。需要指出的是,Tarasoff案中的患者是发作期的精神疾病患者。他的语言表达可能错乱,不具有可信度和真实性。面对类似的情况,我们应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哪一种选择即将产生的负面效应较小,即我们通常说的“两权相害取其轻”。一旦涉及人的生命,捍卫生命权就是最重要的义务。在医疗工作中,面对“两难”困境,医生首先要学会进行价值权衡。不光是精神疾病,如果一位飞行员患有心脏病,却坚决要求医生不要在诊断证明上写明,更不要将其病情告知他所在的单位。一边是患者的隐私权,一边是他继续飞行可能会给其他人造成生命威胁,面对这种情形,医生就要担负起对患者及社会的双重责任。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岳说:美国已将医生与患者沟通的私密性和隐私权区分开来,未经精神障碍患者允许不能透露相关信息,除非是有儿童虐待或者法院下达指令,或者以为精神障碍患者的精神状态构成诉讼的一部分。医患之间隐私权保护的内容已在不同州作了不同程度的法律规定。如1985年,美国34个州已经有了保护医患交流隐私特权的法律,7个州保护了精神科医师与患者的隐私权。这里的隐私保护范围包括精神障碍患者企图犯罪或作出有害行为。

        由于长期以来受到的人权侵犯、侮辱和歧视,有时也因为精神障碍的特殊性,精神障碍患者可能需要额外的保护。但这并不意味着医生可以不作为。我国《执业医师法》第29条明确规定,医师发现患者涉嫌伤害事件或非正常死亡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相关部门报告。报告是必要的,但在什么情况下报告,如何在报告的同时保护患者隐私,建议通过制定行业专家共识和标准来解决这些问题。

 

(文章来源:健康报)

 

  内容申明:本网站信息仅提供给您作为健康参考,请勿将它作为您诊断或治疗的唯一依据。
版权申明:浙江心理网 版权所有©浙江省心理卫生协会官方网站 Copyright©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浙ICP备05050839号   您是第 3516 位访客 技术支持:阳光之路